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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:我铁了心离开上海

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
失恋让我铁了心离开上海

朱晓军  杨丽萍 

摘自:“留守知青,你在他乡还好吗” 一文 《北京文学》 2018年10期

人物简介:

裴磊,上海知青,1952年6月19日生,1971年9月26日下乡八五九农场,当过农工、通讯员、拖拉机手、电影放映员。1979年3月返回上海,两个月后因失恋,不顾父母和返城知青劝阻,毅然决然地重返北大荒。1981年娶当地姑娘为妻,生有一子。农场推行“两自”—— “自己给自己开工资,自己掏钱种地”后,电影市场萧条,收入锐减,供不起儿子读普通高校,只得让儿子报考军校。儿子毕业分到东海舰队,转业留在宁波。2012年,裴磊正式退休,如候鸟般往返于北大荒与宁波两地。

采访手记:


八五九农场位于三江平原沿江三角洲亚区,拥有一江、四河,十二山,依山傍水,群山围绕;江是乌苏里江,与俄罗斯隔江相望;山为完达山系的余脉,东边是低地平原,良田辽阔。


1957年,铁道兵8509部队在这里点燃开荒的篝火,为尊重那些老兵对部队的感情,以部队的代号命名了这个农场。

2008年 朱晓军与裴磊(左一)居鸿昌(左一)在八五九农场蒙古大酒店合影


我去过四次八五九农场,第一次去的时间已记不清,不过每次去都要见上海知青裴磊。裴磊是八五九农场的知青联络人,凡跟知青有关的事都要找他,找别人不行。裴磊个子不高,1米7左右,不胖不瘦,精精神神,一看就是知青,跟当地职工不一样,有几分文化人的气质。既没有像居鸿昌那样有着北大荒人的大碗喝酒的豪爽,也没有那像一盆火炭似的热情,不过绝不会让你受到冷落,感到困窘。


第一次,裴磊没接受采访,也许记者和作家见多了,司空见惯了,一句“你先采访他们”就把我给打发了。我想,裴磊也许没什么好讲的,犹如江南的树苗移植北方,水土不服的或病病歪歪活下来,或慢慢死掉了,水土服的则该开花开花,该结果结果,没受什么影响。裴磊也许属于后者。再去八五九,再邀请一下裴磊,又婉拒了,我既不坚持,也不觉得失落,反正留下的知青还有不少,这本书不可能“一网打尽”。我手里有一份《八五九留场知青一览表》,记不得是不是裴磊给的。表上记录的截止日期是1998年8月18日,各城市留在八五九农场的知青共计67人,最多的是佳木斯知青,有20人,其次是哈尔滨知青,19人,再次是上海知青,18人,北京知青有4人,天津知青有3人;年纪最小的是1957年生人,最大的是1943年生人,相差14岁;下乡最早的是1965年,最晚的是1976年,相差11年;有25人在生产队,其他人在农场机关、医院、幼儿园、学校、公司、工厂。


第四次去时,对葛柏林、林莉、居鸿昌和陈桂花等进行过第二次或第三次采访后,我准备第二天一早离开。裴磊到宾馆小坐,我想也许不失礼节,记得一次走时,他特意赶到汽车站送行。似乎车票挺紧张,他还帮忙找的人。我想,这就是上海人的特点,既要跟你保持一段距离,留有腾挪空间,又让你在情理上挑不出什么毛病。

2007年去采访时,裴磊打电话帮忙联系留下的知青


八五九宾馆的条件不错,窗外就是公园,有湖有桥有喷泉,规模和气势不亚于省城哈尔滨的兆麟公园。裴磊就坐在窗前的椅子上,操持一口纯正的东北话,语调平稳地讲述了他的故事,爱情、亲情、友情交错,跌宕起伏,即便小说家也难以構思得如此精彩,我渐渐听得入迷,忘记了采访。


2018年3月,对在宁波的裴磊进行了补充采访,他非常配合,通过微信发来了图片。

知青大返城时,我也返城了,在1979年3月份。后来我又返回来,因对象跟工作的原因。


返城前,我有一个对象,是上海的。我1971年来的,她1973年来的;我是杨浦区的,她是闸北区的。

裴磊(前排右一)与知青战友在团部合影


我下乡后,当了两个多月农工就被抽去当通讯员,干了七八个月,又让我开铁牛55。铁牛55是胶轮拖拉机,在当时很吃香。1973年11月份,营部组建电影放映组就把我调去放电影了,我等于找到一份好工作。


好工作咋来的?说来也挺有意思。我师傅下放到9连,我就在那儿当通讯员,负责连队的报纸。我师傅特别爱看《参考消息》。指导员是有话的,《参考消息》一概不让外借。我说拿去看,别让别人知道就行。1973年,各个营组建电影放映组,我师傅是1958年转业官兵,原先是南京军区放映员,让他回二营组建电影组,他第一个要的就是我。


我当初怎么看上她了?我有几个朋友在后勤,我经常上后勤去玩,她也跟着在一起,我觉得这个女的长相可以,挺朴实的,说话和脾性也都挺好,就这么看上她了。没经过别人介绍,我俩属于自己看上的,彼此都有好感,但是第一次是我约的她。


1976年的一天晚上,我借了一个小学的教室,晚上外面没有灯,我叫别人传张纸条。纸条说约你上小学哪一个教室,等你,我想跟你聊聊。她接了纸条以后去了。她要是不想跟我谈她就不去了,是不?我们彼此心里已经有所那个什么。去了以后,我就跟她摊牌了,我说我发现你这个人不错,我想跟你谈对象,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?今天就两个人,咱们就开诚布公地说一说,你同意也好,不同意也好,给我一个意见。那时候谈对象都是秘密的、偷偷的,不敢告诉别人。她说对我也挺有好感的,不过这个事儿是大事,她一个人在外做不了主,这个事儿得写信跟家里说一声,把情况介绍一下。我说这可以,必须的,我也得把你的情况跟我父母说,就这样。


过了一个多月以后,她约我,也是通过别人给我一张纸条,说家里不反对,不反对就是同意,说先处着,但不能结婚。家里人想得挺远,将来不知道什么形势。我说行,先处着,谈对象不一定一谈就成,通过谈咱们互相了解,如果谈两天不合适咱们就拉倒了;谈了还不错,就谈下去。我们谈了三年就到了大返城,1978年就开始返城了。


她1979年1月份就回去了,那时候还是冬天。我告诉家里,我母亲马上办退休手续,那时候是带接班的,我母亲退休我可以接班。我是3月份回去的,比她晚了两个月。她接父亲的班,进了国营⑭企业——上海仪表木壳二厂。我接母亲的班,进了街道小集体⑮。那时小集体不如大集体⑯,大集体不如全民⑰。我跟她差了两个层次,差别一下就大了。


回去以后,第一次见面还可以,第二次见面就有了微妙的变化。感觉出来了,那能感觉不出来吗?她那个妹妹,是同母异父的,要结婚了,那个时候家具要多少条腿,电视要12英寸的,什么三卡一响。那是1979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没有几年,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,生活水平开始往经济发展这一块走。


我在上海正好待了三个月,形势急转,哈哈哈。我那时候既没有房子,也没有钱,啥也没有。我母亲在街道工厂每月赚30多块钱,我父亲90多块钱,那时候不止90多元了,反正也不高。


在北大荒,我放电影,她在后勤养猪,我俩关系处得不错;到了上海以后,正好反过来,我俩不行了。到了上海选择对象的标准、眼光起变化了,她跟我说这个东西那个东西,给我提了不少要求。我说我啥也没有,咋整?她又说,你不能在那个单位,必须调到全民。


我刚回去,什么办法都没有。那时候不像现在送礼、走后门就可以换一个工作。对我来说从小集体调到大集体,从大集体再调到全民是不太可能,除非我爸当局长、区长也许有这可能,像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——那时候我父亲都不可能把我调到他们单位去。


后来,谈了几次就崩了,我挺来气,心里一股火。一个是觉得自己挺冤的,在北大荒,我的条件比她优越,好多人就得仰慕我,说“他是放电影的,我们去场部看电影找他买票”。那时候,她是后勤排养猪的,我没有嫌弃她。她什么事儿都求我帮忙,回来时带的东西,打的包装箱,都是我给她整的。回城后,她变了。我这个人比较直爽,特别不习惯,看不惯,我觉得真不如北大荒这些人那么质朴。


当时我痛苦有两点,一是她对我感情的背叛,二是我在北大荒没有吃过什么苦,回去以后在街道的一个施工队里盖房子,盖一栋五层楼加地下一层的服装厂,九毛钱一天工资,在外面工作一天补3毛钱。


外面非常晒,水泥和沙子全是人工搅拌,拿两轮的手推车拉,哐一㨄⑱,哐一㨄,我这个体力哪受得了?现在回想起来,我这个人意志上不太坚强,多少人回去以后跟我一样处境,人家都咬牙挺过来了,我没有咬牙挺过来,当逃兵了。


我家还有谁下乡?我家兄妹5个,我下乡到这儿,我下面有一个弟弟,他下乡早,从小就让我母亲给送到山东老家。我弟弟跟我差1岁,我1952年,他1953年。当时,我父亲在上海外贸公司上班,工作比较忙,带不了了,怎么办?爷爷奶奶说你们也看不了,赶紧送一个孙子回来,送谁?送小的,大的毕竟好带一点儿,家里省一点儿心,就把我弟弟送回去了,不知怎么回事户口也落在那儿了。他下乡早,一岁多就下乡了。


跟家里商量了吗?商量了。我是这么说的,我说咱们家14个平方⑲的房子要住6个人,我走了能给你们改善一点儿。我下面一个妹妹,两个弟弟,我家那个房子是14.5平方,5户人家用一个厨房、两个卫生间。


他们不同意,我执意要走。这个事情我父亲对我的想法意见挺大的。我母亲说,你要回来我才退的,早知道你要回去我就不退了,现在我又不能再回去做了。我父亲说,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想法,有一天你别后悔。我说肯定不后悔,你放心。


我跟农场联系,农场说欢迎。这个地方⑳当时通信设备很落后,长途可以打到佳木斯,佳木斯转总局,总局转管局21,管局轉农场,一级一级转过来很不容易通上的,通上了通话效果也相当差。写信,农场回复说欢迎我回来。那时,知青都走了,一下子把这个地方搁空了,好多岗位都没有人,我回来特别受欢迎。


我到派出所要迁户口,人家愣了。


“你真迁?”办户籍那个人问。


我说:“真迁。”


他说:“我这章盖下去就注销了,你就不是上海人了。”


我说:“不是就不是了,只要有户口就行。我不是上海户口,黑龙江户口还不行?”


我回来才三个月。


“你是不是好好想一想?你别那个什么。”


上海人确实对上海户口相当看重。


我说:“我没什么好想的,你就给我办就是了。”


我父亲特别善良,在上海外贸公司当领导那么多年,办事特别通情达理,他说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尊重你的意见。没说你要走了我们不乐意你了,这个没有。


以前一个连队的好朋友都来送我。没劝我?哎呀我的妈呀,劝了,那时候也没有手机,人家上完班下班了,骑着自行车到我家,那时候住得比较集中,我们都在杨浦区。他们跟我谈,不让我走。我那时候也怪了,铁了心就要走。


再次离家是什么心情?当时我心里特别放松,我总算是离开上海了,当时我觉得上海的感情、工作对我来说影响太大了。

我跟我媳妇过去就认识,我们是一个营的,她在隔壁的总机班,以前办公、住宿在一起。放映组两个人,我是组长,原先跟我搭档的是上海人,我们一起来的,他也返城走了。有的时候我找她打电话联系到连队放电影。我们下去放电影了,冬天不都是烧炉子烧炕吗?我们就把钥匙给她:“晚上你给我们把炉子点上,烧烧炕。”我们回来暖暖和和的,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。


谁先提的?还是我。我俩经常在一起,我没事了,她值班了,我俩吃完饭就坐在一起唠嗑。她父亲是1959年山东支边青年,她家在11连。她讲他们连队,我讲上海,互相之间就有了好感,形成了恋爱关系。


我媳妇那人长得挺漂亮,个头跟我差不多,1.69米左右,大眼睛,场部有不少人骑自行车到营部22找她谈对象。好多人哪,场部机关的打电话跟她唠嗑,明显跟她说要谈对象,她最后选择了我。我俩1981年成家,1982年有了孩子。

20世纪80年代,裴磊与妻子、儿子合影


工作上一帆风顺,直到1985年全面改革,那时候提出“两自四到户”,两自就是自己给自己开工资,自己掏钱种地,四到户是什么?地分到户,还有什么我忘了。放映组自己创收,自己挣工资,当时我们有任务,一年一个连队不低于24场,一个月平均两场,好像12个单位乘24,288场。放一场电影多少钱忘了,十几块钱吧,电影机属于农场的固定资产,耗材算农场的,放一场电影交给电影公司8块钱片租。


冬天条件差一点儿,在大食堂放,太冷了,零下二三十度,什么也不烧。换片子的时候就得把羊皮袄脱了,穿羊皮袄不得劲操作。我就得了肩周炎,双肩都是肩周炎。都是放三个片,一个片一个半小时,两个片就得三个小时,有时候加上一个纪录片。冬天3点天黑了,收工比较早,4点就吃完饭,好说话的连队5点多就可以放电影,这帮人炒点瓜子,拿着瓜子就去了,放4个小时到9点。


放完电影,有时候在那儿住,有时候回来。后来,农场要求每个放映组自己配车,配车怎么配?买一个柴油的小三轮,跟现在的电瓶三轮车一样,那时候是柴油机的。小三轮大概三四千块钱、四五千块钱那样,自己掏一半钱,农场贴一半钱,这个车是你放映组的运输工具,油你自己买。


白天没什么事儿,我当组长主要是联系业务,今天7连,明天8连,后天9连。有的连队一给他打电话: “我们不看电影,你们不要到我们连队来放。”连队为了节省开支,不像过去那样欢迎放映组了,只好凭关系求人家:“今天来了一个好片儿,到你那儿放一场,改善改善老百姓的文化生活。”有头脑的买台镭射放映机,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去放。镭射放映机方便,在你家里就可以放,对放映队形成冲击,我们有了失业的感觉。


很多人问我,你回来后悔不后悔?我那时候嘴挺硬,说我不后悔,其实也有后悔的时候,自己创收后,经济上挺落魄的。后来上海大集体、小集体都没有了,全部重新分配,全是国营,你这个单位小一点,工资待遇往上提一提,返城那些人基本平稳了。一看他们都不错,这时后悔了。


还有两件事儿我后悔,一件是上海有个政策,知青小孩的户口可以落到上海。我回去跟我父母谈我儿子落户口的事儿,我父母特别是我父亲生气,当年你母亲为了让你回来接班提前退了休,没想到你在上海待了3个月,上海户口不要了,又回了东北。当时不让你走,你非要走,现在把儿子户口弄回来干什么?你要不走儿子不是铁定上海户口吗?生气就不同意,父母后来同意了,又有人不同意。谁?我小弟弟跟小弟媳妇。他说我儿子户口一落回来以后怕有房子的问题。我跟他们说,只落户口,别的什么都不牵扯,你以后分房子我们不跟你争。那也不行,说你现在说得好,上海这种情况太多了,说得好好的,这个不要,那个不要,最后这个要,那个也要,为了房产、遗产,打不完的家里官司。


我们想把孩子户口迁回去,让他在上海念高中。上海考学分数低嘛,就我儿子那成绩在上海考复旦、交大绰绰有余,在外省考那太难了。这事我挺生气、挺伤心,上海户口落不上,把儿子耽误了。我媳妇倒没埋怨我,埋怨的是我家里人,说我家里人不通情达理。还行,埋怨归埋怨,毕竟是大儿媳妇,埋怨也是在背后跟我说,没有直接跟我父母说。我想,我当时咬咬牙挺过来,就是不跟她23谈对象最起码在上海,儿子也是上海户口是不是?我说:“儿子,咱们也别埋怨别人了,错在我身上,你这个父亲回来了,当时若在上海结婚有了你,就不至于到今天这步,咱们还是靠自己努力争取吧。”


我儿子学习挺好,挺听话,挺孝顺的,还挺争气。他是2000年毕业的,当年考了560多分,可是我家经济状况不好,当时算了算,要供他上大学大概要8万到10万块钱,哪有钱啊?那时候我在机关,机关不发工资,工资就是到生产队去种地不要地租。我一年多的时候能拿回六七千,低的时候只能拿五千块钱。我媳妇早就下岗了,接线电话改成程控电话,程控又改成无线的,总机取消了。没有地方安排,只能自己找,哪个单位都在精简,后来组建街道办,她在那儿干两年,还是临时的,没有转正。


我儿子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华东理工,第二志愿是上海理工,在杨浦区军工路。他向往上海?對。我说你填一个表,意思是让他报军校,军校不是省钱吗?他不愿意,最后还是填报了,最后被解放军理工大学网络专业录取了。


他到部队两年就入了党,毕业分配时,被分配到东海舰队司令部。

裴磊与儿子在东海舰队留影

儿子还算争气,分到了宁波。2013年转业,他去了宁波的一个街道办。我说宁波跟上海也不相上下。他现在挺喜欢宁波,宁波整个环境比上海好,别看上海是国际大都市,它只是一个名义,真正生活,宁波比较理想。


儿子现在成家了,有两个小孩。儿媳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行政,跟我儿子是三江一中24同学,从高中一直谈到结婚。他们在镇海买了个单身公寓,在宁波市中心买了99平米的房子,我给拿了10万元,东拼西凑把首付交了,剩下的按揭款,他俩的公积金基本够了。

裴磊在宁波儿子家里与二孙女合影

回来后,还有一件事儿,我最后悔——父母有病时,我不在身边,没有伺候他们。


2001年,世贸大厦被炸那一年。家里给我来电话说,医生说我父亲不行了,让我赶紧回去。


8月底,我带我儿子回去的,他那时候已经上大学了。我好几年没有回家,上次回去我父亲还挺好的。我回来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,我父亲检查出了肺癌。两年后,转移到脑子。回去看到父亲的时候,我特别难受,哭了。我父亲的个头跟我差不多,挺壮的一个人,没想到躺在床上瘦得跟那什么似的。


他认识我,笑笑,点点头,不会说话,你要是跟他说话,他听懂了就给你点点头或者摇摇头。一看到大孙子来了也是那个表情,挺高兴,也不知道看见我了还是看见大孙子了,精神状态好了。有的时候,我就给他喂喂饭,也吃不了什么,就吃一点水果,拿个匙子 [汇]25。我几乎天天陪我父亲,得尽尽孝。


我假期到了,跟家里人说,你看咋整?探亲假也到了。他们说,你就回去吧。走时告诉我父亲了,他那种感觉挺木讷的,也没有点头摇头,躺在那里望着天棚。我有点忐忑不安的感觉……


我走有半个多月吧,10月20号左右,家里给我来第一个电话,说父亲不行了,你赶紧速回;第二个电话说父亲走了,还是速回。我是老大得回去张罗这个事儿,赶紧又请假回去。那次跟我妻子一起回去以后,我请事假又待了一个月。我儿子也去了,他在南京离得近,赶上了我父亲的葬礼。


父亲当兵时才17岁,赶上抗战最后一年,在山东鲁西南游击中队,跟铁道游击队都有来往,他跟我讲过那些故事。父亲对我管教挺严,我对他一直有种敬畏的心情。我写过一篇纪念我父亲的文章,我下乡是9月份那一批,上海还挺热,棉袄和大衣都是发的。父亲说想给我买一条围巾,下班骑自行车到商店买,在我临走的前一天才买到,是棕色格子的。我感受到父亲的关爱,这条围巾现在还保存着,原来还有下乡时的乘车证,后来乘车证捐给三江知青纪念馆了。


我母亲得胃癌的消息家里开始没有告诉我。今年261月底,正好下了一场大雪,雪后两天还是三天,我弟弟妹妹打电话说老娘不行了。我说,怎么那么快老娘就不行了?你们怎么不告诉我?他们说老娘得了胃癌,住院三年了,告诉你有什么用?你是能来看还是能过来照顾?告诉你心里成了负担了,不告诉你还会以为她一直挺好的。你做好思想准备,我们问过医生了,怎么怎么样。


公路全封了,下完雪后一化全是冰,全封了,完了。我弟弟妹妹说,我们看了天气预报,知道你那儿什么情况,家里的事儿我们先处理了。骨灰在殡仪馆,没有送到公墓。他们说,母亲的骨灰得跟父亲殡在一起,这是最后一步,你必须得回来。我说这个肯定要做到, 3月底4月初我就回去了。


父母没了,上海的房子还有个小插曲。六年前,我母亲突然给我打电话,说老大,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儿,你看你父亲走了好几年了,房产证还是你父亲的名字,我想过户到我名下来。我说行,我也不太懂这些东西。我母亲说,你要开一个证明人家才能给办。我说需要哪儿的证明?我母亲也说不太清楚。


我打电话问我小弟弟,他说是去公证处开证明。我就去农场的司法科,司法科长给我说:“这个事儿你听明白,你父亲不在了,这个房子有一半是你母亲的,另外50%是包括你母亲和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。你要是同意了,说明你把你这一份东西就放弃了。”我说,“啊?这怎么回事儿?”给我闹蒙了。他说,你这个要慎重考虑,等于同意把你的给人家了,你想再要房子要钱就没有了。这么大的事儿,我得跟我媳妇说。我媳妇说,你得问问清楚,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过户给你母亲?真要过户给母亲了,母亲有一天老去,这个房产还是你们兄妹的吗?


我又跟我母亲说,结果我母亲无意当中就说漏了,她说要把房产证改成我小弟弟跟她的。


我就问我妹妹和我上海另一个弟弟。他们说,老娘要把房子给小弟弟。当时我有一种什么感觉?受欺骗了。


过了一段时间,我收到法院一张传票,传票是这么说的,我母亲跟我小弟弟联合起来,把我、我上海的弟弟、上海的妹妹一起告了。我一看收到传票了,这咋整啊?得回去呗,就回去了。回去了以后,我上海大弟弟特别有想法,我父亲是抗日战争离休干部,除了我们住的房子,还分了一套房子,我家就一个女孩,我爸就把第二套房给我妹妹了,那是一室一厅的房子,不到30平方。


我回去以后把全家人召集起来,我母亲说那就按48万分吧。这48万不是到房产公司评估的,是她随口说的。我在我家跟前房产中介看了,跟我们一样的房子最起码应该是60万。我没有计较这些,我说实在要分也没有办法,48万有一半是老娘的,24万。小弟媳妇说,24万6个人,一人4万。我妹妹说,她那4万块钱给我母亲。剩下4人,我对小弟说,你们跟父母住在一起,照顾父母比较多,我也不能要那么多,我就要2万块钱。


我的假期到了,我说你们几个商量,什么时候商量妥了,我再来签字。


这次我母亲去世我回去,没有说这个房子的事儿,当时我们几个跟小弟弟说,房子你先住着,该装修就装修,我们也不打算分这个房子,等你要过户那一天再说。为什么我们这么说?这个房子肯定有我们一份,将来小弟弟有条件给几个,拿着也行;如果我们条件好觉得一分钱不拿,我们不要了这个房子归你也可以。我跟我媳妇那么说,我媳妇挺通情达理的,我们要这三万五万富不到哪里去,没有这三万五万也穷不到哪里去。


我在上海的大弟弟条件特别好,最近买了260多万的房子。现在他不用的东西都给我小弟弟。有时候,他给弟弟打个电话,今天家里做俩菜,你上我这里来吃饭。他姐条件也不错,住得远,在宝山,不方便,有时候到市里也去看看他,给他拿一点东西,他觉得还是自己哥哥、姐姐对他好。

我上海那个对象?有联系,不过是20年后了。


我以前回上海跟知青聚会都打听有谁参加,明确告诉大家她去我就不去了,她听说有我去也就不来了。


1999年过春节的时候,我到一个好朋友那儿聚会,她也去了。我是带着读高二的儿子去的。他们特意安排她坐我边上。她有什么变化?也老了,二十年了。震惊?对,特别震惊。我们两个没有说话,我跟别人聊天,她也跟别人聊天。


“你看方便的话,给我打一个电话。”临走的时候,她跟我说。


她给我一张纸条,我就拿着了。


“你看啊人家主动跟你那什么了,你也别太那什么,该打招呼就打招呼。”过几天,朋友跟我说。


“行。”我说。


我就给她打个电话,问候一下。


“你要有时间,我请几个朋友,上我家聚一聚?”她说。


哎呀,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挺尴尬的。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了,我朋友说,“去,大家都去。”我再三考虑,那就去吧。


她告诉我中午吃饭,让我上午就去。我就领着我儿子去了,她家住在闸北区,不是我跟她谈对象时住的老房子。去了一看就她和她姑娘在家,她姑娘比我儿子还小三四岁。我觉得挺尴尬的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后来才知道朋友们都回避了,他们说:“你们做不了夫妻,不还是荒友吗?毕竟都是上海一起下乡的,不至于见了面跟不认识似的。”


她跟她姑娘说:“这个哥哥是从黑龙江来的,你领他去玩玩。”她姑娘挺听话,小孩一见面,说两句话就跟朋友一样了。过一会儿,她姑娘就领着我儿子走了。


家里就剩我俩了,我拿着杯子转啊转,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最后还是她先开的口, “那时如果我不这么做就觉得身价低了。你走了以后,我心里挺痛苦,别人给我介绍对象,我全拒绝了。”她母亲说,“你老是沉浸在这样一种情绪里面不好,岁数也大了,还是应该成家。”别人给她介绍一位崇明农场回来的青年,比她大一两岁,也就结婚了。


我也挺同情她的,我觉得她这个人本质上来说不是很差的,可能受上海环境所迫,发生了改变,不是她的本意,我也能原谅。我说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,我也不想谈这些事儿,一说起来你也伤心,我也悲痛,没有必要,咱俩做不了夫妻,这次既然有这个缘分和机会,咱们还是朋友,大家谁也别嫌弃谁。


恨过她没?肯定恨过。那次以后,我俩的关系就改变了。我把当年那些事儿跟我儿子说了,我儿子倒挺理解我、挺同情我的。后来,她提出认我家儿子为干儿子,我儿子也认了她干妈,特别亲的那种感觉。


我每次回去,她都叫我上她家去吃饭,把这帮朋友全叫来,一个大圆桌坐十多个人。她家日子过得挺不错,她老公在外资企业,一年连工资带奖金、外捞,那时候就是十几万,家庭的经济状况不错。


2007年,我内退了。1968年老高中那一届下乡的也到了退休年纪,陆续地来回访第二故乡。领导说,我给你一个工作,来知青的时候,你出来接待一下,平时就在机关大楼值班室帮通讯员干一点活儿。


我内退的工资特别低,700多块。他又给我400,相当于增加了50%多一点的工资。后来成立保安大队,我就离开那儿。我是2010年年初到的这个单位,具体干什么?就是打扫卫生,一个月1000块钱。我不住老房子了,住楼了。本来没有打算住楼,我觉得我的经济条件不够,我媳妇非要住,毛坯房不到10万块钱,装修带买东西花了5万块钱,68平方,够用了。


退休金2400,比上海拿得少一点儿,上海的物价也高,买一斤菜,我们花两块钱,上海得4塊5块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好,不管空气、水、生活环境。有钱了,出去溜达溜达玩玩,两三个月后再回来。

裴磊(左二)、刘加祥(右一)与回访知青高歌一曲


常在一起的上海知青有11个人,加上周围的,有二三十人,除了有一个身体差一点,得了脑梗还是脑出血,剩下的还都可以,没什么大病大灾的,生活很普通,哈哈哈。


八五九建得相当不错,像个花园。今年有一批知青来,说“哎呀,我们都后悔走了”。


文章来源:《北京文学》“留守知青,你在他乡还好吗”   图片来源:《大国粮仓——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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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由“老知青家园”整理发布,转载请注明来源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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